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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20多年的经济衰落正在吞噬着“1亿总中流”。中产阶层牢不可破,曾是日本社会长期稳定的基础,但过去20多年里,这个阶层的人不仅没增加,反而出现较大减幅。这里面有老龄化的原因,“老中产”退休后待遇不如从前,但“新中产”并没有补充上来。劳动力流动化,让太多日本人从“终身雇用”变为临时工,被固化在社会底层。安倍上台后,这些人愈发没有了翻身的希望。近30年来,日本贫富差距不断加剧。作为昔日世界经济的样板,日本今天的教训值得各国研究。
上世纪80年代:“苹果状”——首相蓝领同为中产
“门下生”是日本尊师重教的一个传统,只要是同一位教授的“门下”,即使差很多届,不论老师是否能出席,大家每年都会聚聚。上世纪90年代,我先后在东京大学、横滨国立大学、庆应大学学习,博士毕业后还留在日本的高校教过9年经济学。近年来参加“同门会”,听那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走出高校的“前辈”讲日本中产阶层的变迁,感触很深。
日本经济由盛转衰,年过七旬的斋藤先生深有体会。斋藤退休前在一家日本上市企业公司工作,他说:“我大学毕业时,公司里的大学生还不多,一同进公司的人只有我能拿到近1万日元。等我10年前从公司退休时,工资已超过百万日元。”同样在上市企业工作的“同门”渡部比斋藤先生要年轻20岁,说到自己的工资,他有些无奈:“最近20年我的工资基本就没有提升过。40年时间工资提升100倍的时代,对我们来说是绝对没有可能再现了。”
在大企业里,员工收入过去20年不能得到明显提升,给日本社会带来很大的问题:中产阶层人数变少。尽管日本社会至今依旧保持着中产阶层占绝对优势的状况,但很明显,他们的工资待遇很难改善,能维持现状就相当不容易。日本人为此在努力——争取不落到下一个阶层中,至少在心理上不能下滑到底层社会。但过去的20年无果而终,让日本舆论开始担心会不会出现“失落的三十年”。
说起20多年前,在某私立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的黑濑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我们那个时代,不能说没有十分富有的人,也不能说没有社会底层,但大家的生活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这个社会就像一个(中间圆、上下差不多大的)大苹果,基本上大家都是中产阶层,没有太大的区别。”
用苹果形容过去的日本社会,比“1亿总中流”(指1亿人都是中产阶层)的日文表述要形象得多。上世纪80年代,我在国内某经济报纸工作,第一次去日本采访时,听日本人说到“1亿总中流”这个词觉得很新奇,一位常年采访政治家的日本记者解释说:“连大平正芳首相都觉得自己是中产阶层的人。”由此可见,日本社会的平等,是一种在富有状况下的平等。
此后,我在日本留学期间常做客日本普通民众家庭,对中产有了新的理解:大致是丈夫在公司做职员,夫人是全职太太,家里有两个孩子,在东京住一套70多平米的房子,如果是郊区的话,大概是一套100平米上下的小楼。从一些日本刊物的调查看,当时上市企业一个三四十岁职员的工资和奖金,全年收入在450万到500万日元之间,相当于30多万元人民币。当时见到各色各样的日本人,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别。我身边即使是一些干力气活的人,也绝对相信自己是中产阶层一员,收入不比公司职员低。对比我们当时国内的住房条件和工资收入,日本中产阶层让人羡慕,我觉得日本当时确实是各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榜样。
上世纪90年代:“鸭梨状”——工人奖金减少日子变差
我和同门谈到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黑濑笑着说:“日本越来越有些像个(上半部小、下半部大很多的)鸭梨了。”那时我在日本学习经济学,也教授过这门学问。每到假期师生去农村、工厂做调查时,很多农民会拿出账本,并不避讳向师生展示收入和支出情况,即便是1日元也常记录在册。那些年,从调查结果看,日本农民的收入明显减少。当时给出的解释是日元升值,大量农产品进口,自产农产品价格不能再提升,造成农民收入停滞。我去静冈县农村定点调查时发现,因连续几年收入减少,有农民开始去城里打工,但城里工作并不多。这意味着,农民成为中产的可能变小,已经中产的人开始下滑到较为贫穷的状态。
城市也出现问题。一些工厂和企业的工会过去通常看自家企业的效益和同行业其他企业的待遇向资方提涨薪要求,但渐渐有工会的负责人表示,当企业经营状况不佳时,宁可不提奖金、不涨工资,因为保障员工就业最重要。即使像斋藤那样的企业,高层收入还不少,但我去调研时,工人的奖金已不能保证全年发,好的时候发七八个月的,经营差的时候发三四个月的。奖金减少,日本民众并没有太多怨言,因为相信能好转。但实际上,90年代以后,奖金提高的希望越来越小,不少工人的生活水平开始下降。
宏观地看,1989年日本股市走到极点,到1993年,日本土地价格也从最高点下滑。当时并不知道这是日本“失落”的开始,很多人对日本经济还相当有信心,认为经济学中最简单的循环理论,能解释上世纪90年代甚至21世纪初的经济发展,相信新一轮的增长终究会到来。因为以日本这个规模的经济总量和体制,加上技术革新势头未减,经营改革仍不断进行,在国际化大潮下,日本经济还有更多发挥余地。那个时候,日本社会已经从“苹果”变成了“鸭梨”,但社会并不是“金字塔状”。很多人坚信“鸭梨”还能变回“苹果”,日本社会中产占主流,但实际上有钱人和没有钱的人已经泾渭分明,重回“苹果”状态,人人中产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2000年以后:“沙漏化”——平均家庭年薪减少两成多
有美国学者说,“IT经济泡沫崩溃后,美国社会发生沙漏化现象”。其实,日本在2000年以后,沙漏现象同样严重。沙漏与苹果、鸭梨有着很大的不同,社会开始不断地让人从上往下一点点地坠落,而且只能从上往下,没有自下而上,逐步走向整体均匀的机制。小泉纯一郎2001就任首相后,推行新自由主义,强调多劳多得、市场自动调节机制,让很固化的劳动体制变得灵活起来,资方完全可以在经营困难的时候,将剩余劳动力从企业中分离出去。我当时在日本教书,发现学生毕业后也能找到工作,但不是过去那样的“正社员”(正式职工),相反,很多毕业生离校时,表格职业栏中写的是“自由”(没有工作或者是临时工)。
现在,我再次见到我教过的日本学生时,惊讶于毕业后选择临时“职业”的,现在还是临时工,四十多岁的人了,有的婚姻问题都解决不了。再看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的调查结果,现在日本从业者中,每3人就有一人是临时工。临时雇的人,其收入是正式职员的一半,最多为其2/3,他们大都难以跃进到中产阶层。日本“naver”网去年10月曾以“日本阶级社会实态:绝望的社会已经到来”为题发文称,如今的年轻人几乎都处于贫困层,越来越多的人无法成为被称为“胜者”的正式职员。再过10年,随着时代进步,正式职员与非正式职员的区别不再是一纸雇用合同,而是阶层贫富差距。
日本统计局4月2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今年3月家庭支出较去年同期下滑5.3%。而此刻,日本央行正开会讨论是否加大货币刺激力度。厚生劳动省近期公布的另一个数据显示,2005年到2014年,工资变化最大的5个职业是:空乘服务员,月收入为32.8万日元(10年间减少26.8%);律师66.2万日元(减少26.2%);热处理工25万日元(减少21.5%);牙医57.5万日元(减少19.1%);金属检查工22万日元(减少17.4%)。律师和牙医勉强维持在中产阶层上,但收入剧减。这几个职业的减薪幅度与整个社会的变化吻合。1994年日本家庭的平均年薪为664.2万日元,但到2013年减少为528.9万日元,少了两成多。2013年以后,随着消费税增加,收入更加减少,日本中产的情况也变得更加艰难。2012年,日本相对贫困率为16.1%(年收入在122万日元以下),该比例1985年为12.0%,1994年上升到13.7%,2000年为15.3%,2006年15.7%。
中流崩溃,步入“差距社会”
同门会上,六十多岁的佐藤表示“与中产已经无缘”。不到50岁时,佐藤因为父母身体不好辞去工作。佐藤说,照顾十几年因病卧床的人,中产阶层是支付不起所需费用的。一旦从中产阶层脱落,没有工作,退休金不多,想回归中产,那完全是个梦。
我见到30年前留学时一起打工的日本人,尽管生活不如从前,但很多人依旧对中产生活无限怀念,抱有很强的“中流意识”。像佐藤那样自嘲“中产梦绝望”的人不多。鉴于日本的社会制度,会对下滑到中产以下的人有较好的照料,吃不上饭、看不起病绝非今天日本的普遍现象。同门会上,很多人说近来读了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写的《21世纪资本论》。这是本绝对不那么容易读懂的书,但在日本书店持续热销。有知识、肯读书的日本人从这本书的结论中得到什么呢?
日本中产阶层在现任首相安倍晋三更强调自由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政策下,更加难以扩大。用日本媒体的话说,现在经济政策更强调照顾大企业,如那些上市的企业,而这样的企业不过两千多家,日本四五百万家中小企业还是靠生产、经营来维持。从普通劳动者的角度看,安倍时代的临时工比小泉时代还多,似乎大家都有工作干,但工资很低,有的不能保证结婚育子或有稳定的老年生活。日本现在最惨的就是老人,退休金不多,勉强能吃饱饭。过去的中产阶级在退休后,生活状态下滑,如果生点病就要下滑到下层。而新的年轻人并没有变富裕,及时补充到中产行列。中产阶层弱化后,对未来没有信心,日本的消费热潮减退。按厚生劳动省的数据,2015年接受政府生活援助的人为217万人,可谓史无前例。日本经济学者田中胜博在《2010年‘中流层’消失》一书中称,日本中流层“变少变薄”。
日本“socius101”网4月6日称,日本正步入“差距社会”,即从“1亿总中流”时代进入大学生无法就业、所有正式职员都成为“失败者”的社会。一本名为《中流崩溃:日本工薪族正步入下层》的书中写道,如果将日本国内目前的经济活动放到全球化经济中展开,那么日本的工薪族无法与劳动力成本相对低的中国人和印度人竞争,除非日本人要求大幅减薪。(来源: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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