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1.曹德旺的言行背后暴露出的国内营商环境的问题,倒是一个真问题。换句话说,民营企业、尤其是实体企业们,究竟为什么要“跑”?首先是税负。其次是国内要素成本上升。
变革家,以投资视角为您发现风险和商机!不要让曹德旺跑了,我们应该思考,为啥曹德旺要“跑”?是不是把问题解决了,他就不跑了?事实上,曹德旺没有“跑”,也不会跑,他说,“我的事业重心一定是在中国,因为我是中国人。”
曹德旺70岁了,他从没想到,自己会以一种“跑了”的方式火起来。
“跑路”的说辞缘起于不久前的一个视频采访,让曹德旺意外成为这几天舆论的焦点。
曹德旺回应:别闹,我什么时候跑了?
在第一财经的采访里,曹德旺提到了在美国投资6亿建厂,并提出国内企业税收负担太高。随后,一篇名为《曹德旺跑了,宗庆后还会远么?》的文章在微信朋友圈刷屏,由此带来了“别让曹德旺跑了”等一系列讨论。
面对众多媒体频繁提问“他们说曹德旺跑了?”曹德旺本人自嘲式的回答让人哭笑不得,“我什么时候跑了?”“我曹德旺70岁了,往哪里跑?”” “我跑,是不是脑子短路了?”
尽管对于曹德旺的讨论和之前李嘉诚跑了的讨论性质并不一样,但面对新浪新闻时,曹德旺是这样回应的——“福耀制造的市场销路65%在中国,我跑出去干什么呢?”他并认为,“中国厚待我,我才说出这些话。”看得出,他内心是希望中国看到目前的投资环境问题并且要纠正。
以下为记者的采访节选:
记者:有人说你跑了?
曹德旺:你说说,我什么时候跑了?我在美国建厂20年前开始。这几年美国投资的同时,配合美国的战略,在美国项目开通的时候,我在天津的项目也开通。我在苏州工业园区刚刚拿了一块地。
记者:你去美国投资十几亿美金的事已经被传遍了。
曹德旺:我们所有对外的投资,都是经过国家发改委、商务部批准的。有什么错的?我们是全体产业的供应链,我们做玻璃的,都随着汽车厂走。汽车厂去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
记者:你接受采访说的话,是你的原意吗?
曹德旺:一点都没有错。
我认为我是正确的,警告中国人你一定要小心,要考虑如何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问题,不要整天拍马屁、不着边际的胡说八道。
你这些问题不解决,那中国的这些企业都倒完了怎么办?我说话不是为自己说,只是说要注意美国的这方面条件要比中国好。在那边投资也发现这个问题。福耀制造的市场销路65%在中国,我跑出去干什么呢。但不等于说不出去投资。因为你想变成全球公司,必须在国外投资。
新浪新闻:现在国内的投资环境真的如你所说,让企业家不好呆吗?
曹德旺:投资环境其实也没有,大致相同。
但应该承认成本是需要的,中国人现在要去抓这个问题。中国就是中国人的中国,必须把它建起来。
中国因为有这个客观问题,美国欧洲它会让你,最好让你这样坚持下去,那么你去死他也要活,所以中国才会注意到我们要应该怎么纠正这些问题。
记者:去年香港李嘉诚走了。
曹德旺:我跟李嘉诚不能比。
我不做房地产,我不为钱,我捐了八九十亿给中国,我赚的钱也是捐掉。为什么拿我跟他比呢?我是实业家,对那些为了钱的人不屑一顾。
记者:那你会搬走吗?
曹德旺: 我不是搬出去。我今年才投产的美国项目,还没有带来利润。我今年赚到30几个亿,最后我还要承担在美国投资的费用,接近10亿。如果加进来是赚了40亿钱。那么我搬出去做什么?
我做了什么坏事?叛党了叛国了还是反人民了?我不就是在中国做一个私营企业家嘛,为什么要搬走?我根本那些话是告诉中国人,外面的投资环境是什么样的,我们应该要注意这些事情,跟人家接轨。我们有种的中国人,应该团结起来,克服困难。
记者: 你刚才说在美国投资的同时,也在国内开项目。
曹德旺:我是制造业全球供应链。按照我的生意战略,我必须具备全球化供货,才能在中国生存。中国做汽车玻璃的,属于全中资企业,有资格参与国际竞标的,总共不超过2家。一家是我。那中国企业只能单单在中国做,走出去不走出去?
记者:福耀玻璃目前走出去的投资与国内投资的比例大概各占多少?
曹德旺:我跟你讲,其实在外面建厂的还没有销售,占的比例2%、3%不到。我们在中国出口运到其他国家占销售总额的35%,65%的福耀玻璃是卖给本土的汽车厂/商。中国汽车商70%是我的玻璃。你说我跑出去,把那些汽车商扔下来,首先告状的就是那些汽车厂,那我跑出去干什么呢?
记者:你的真话,被人热议,是否担心影响你的企业?
曹德旺:我站得正,做得正。我自己办厂三十年,有二十几年是福建的纳税模范,国家对我还是有信任的。
记者:看来这事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影响。
曹德旺:这对我说,一点都没有什么影响。他要怎么说,就怎么说。我也很随意,因为我知道我的命运靠我自己掌握。我没有做什么对不起这个国家的地方。
在频繁的对外采访中,除了强调自己无心“逃跑”的同时,曹德旺还在一些采访中对中美两国制造业成本和竞争力优劣进行了细致比较,并谈起了自己对于中国制造业现状及未来的看法。 北京时间19日晚,远在欧洲的曹德旺接受了媒体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连线专访。
采访中,曹德旺说,他之所以公开讲中国企业税负、成本太高的问题,并非在抱怨,也不是要跑。“难道我一定要把形势说得一派大好,大家才开心?我实事求是指出客观存在的问题,他们就要批判我,说我对中国经济太悲观。”
“只是为了提醒政府,也提醒企业家,提醒大家危机感,告诉大家要小心。”曹德旺称。
以下为专访节选:
“美国电价约3毛,中国6毛多”
记者:此次在美国投资建厂是基于什么样的契机?
曹德旺:福耀是做汽车玻璃的,我做了30几年的汽车玻璃,国外8大汽车制造商都是我的客户,最初签约时,他们只是在中国买我的玻璃,因为我在其他国家没有工厂。
2009年,德国大众要求我们作为供应商2012年前必须在俄罗斯有工厂,那我们2012年就在俄罗斯建成一个厂;2012年,通用公司又要求我们,2016年12月之前必须在美国建一个工厂,并且2017年1月必须在美国供货。
这个时候福耀已经是通用最大的汽车玻璃供应商了。准确来讲,一开始决定去外面建厂是我们答应人家的,不答应生意就没法做。
公司秘闻:10亿美金的投资是怎样构成的?
记者:在俄亥俄州建的汽车玻璃工厂投资6亿多美金,在其他两个州建了配套的上游材料工厂和仓库,花了3亿多,总共加起来10亿美金。
记者:能不能讲讲,投资建厂前期的实地考察的过程?
曹德旺:2013年开始,我们就在美国各地考察。各个州都知道我们福耀要来美国建厂了,几个州的招商局跑到福耀,抛出很优惠的条件,希望能吸引我们。
比如,我在俄亥俄州建厂房,18万平方米,675亩地,卖给我1500万美金,俄亥俄州政府给我们各种补贴,目前第一笔补贴就有1500万左右。算下来等于买土地没有花钱。
记者:实地考察和比较后你有什么感想?
曹德旺:我认为美国人真的是——他们恢复制造业大国的决心比我们中国人大。从总统到各个政府部门的一把手都出面为发展制造业“站台”。
调研完之后我觉得,我早就应该来了,而不是一直拖在国内。
记者:为什么这样说?
曹德旺:中国制造业成本太高,美国天然气每立方相当于7毛钱人民币,中国卖2块2,这还是政府对我很优惠的前提下;电价,美国3毛钱左右,中国6毛多;高速公路,美国不收费,中国过路费一吨5毛钱。
这还不包括税负。美国只有35%的所得税,中国除了25%的所得税,还有百分之几十的增值税。再算上其他各项税费,算下来,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负比美国高35%。
“事业重心在中国,我没打算跑”
记者:现在福耀在国内和国外投资的比例大概是什么情况?投资形式呢?
曹德旺:大概5年的时间,福耀在国外投了大约有70亿人民币,在国内也有七八十亿,目前来看投资规模基本持平。当然了,在国外投资也是客户要求我们投的,是我们自己的市场需要,不投不行。对国内的投资也一直都有,投资形式主要都是建厂,建生产线。
记者:下一步福耀还会加大在国外的投资吗?
曹德旺:这个不好说,看具体情况。
记者:你最近在美投资的行动和关于此事的言论,引发了各种声音。很多人想知道,玻璃大王接下来还会把发展重心放在国内吗?
曹德旺:毫无疑问是放在国内,因为我的总部在中国。我在中国拥有一家最好的上市公司,每年我有两位数的增长,去年我才在香港挂牌。福耀现在净资产300个亿,我在国外才投了这些,能算什么?
当然,从企业发展的角度,我是要塑造一个跨国集团。我之所以公开讲,中国税负太高、成本太高,这不是我在抱怨,也不是我要跑。
我只是为了提醒政府,也提醒企业家,提醒大家危机感,告诉大家要小心。我的朋友说我应该把嘴巴闭起来,我就是太直率了,最近遭了不少骂。
记者:你认为你的做法会不会引发国内企业的示范效应,或者说跟风?
曹德旺:做得好的人应该走出去。但是我也警告大家,你出去干什么、你能拿什么东西出去,这些最好想清楚,钱不是好赚的。
我在美国投资已经20年了,95年进美国投资,到98年,四年时间亏了接近1000万美元。福耀现在不一样,我有了跨国集团的规模,有了自己的技术,自己的资本,有稳定的订单,有美国市场的认可度。像我这样的企业,我觉得你就可以出去。
记者:有些人像当年说李嘉诚那样,说“不要让曹德旺跑了”,你想怎么回应这种声音?
曹德旺:不要让曹德旺跑了,我觉得可以有这么一层理解:我们应该思考,为啥曹德旺要“跑”?把我前面说的问题解决了,大家不就不跑了吗?
另外我想对他们说的是,事实上曹德旺没有“跑”,也不会跑,我的事业重心一定是在中国,因为我是中国人。
我跟你现实一点讲,我在中国是政协委员,有一定的政治地位,我获奖无数,慈善捐款金额达到80亿,大多数国人很尊重我。我要是考虑到钱,那我的股票很坚挺,我把股票卖掉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我自己儿子又不接班,我去美国,今年70岁了,不会讲话不会开车,进不了主流社会,我去干嘛?
曹德旺“跑路”背后的真问题
根据分析,曹德旺的言行背后暴露出的国内营商环境的问题,倒是一个真问题。换句话说,民营企业、尤其是实体企业们,究竟为什么要“跑”?
首先是税负。近几年,国内企业利润增长乏力,利润率能做到10%以上,已经相当惹人艳羡。但历经国家几次减税,仍然有诸多企业叫苦不迭。主要是目前企业的税负成本的确居高不下。
更现实的问题是,在企业税负普遍较重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常常处于更不利的地位。对于国有企业,国家经常给予返税。一些垄断型央企集中在产业链的上游环节,税负主要转嫁给了中下游企业和消费者;若剔除企业规模和业务类型特殊的央企,民营企业的税收负担率,明显高于地方和部委所属国企。
其次是国内要素成本上升。首先便是土地这样的稀缺资源,宗庆后就曾吐槽:现在工业用地的价格需要几十万、上百万一亩,这么大的投资成本谁去投?
与此同时,水电气等能源价格却始终坚挺。在原材料等成本基本稳定甚至下降时,这类成本在企业总成本中的占比不降反升。人民日报就曾报道,一些企业即使一个月不用电、同时向供电部门报停,也要交变压器基本电费数百万元。
制度性成本,如环评、能评、清洁生产等一系列审批,无论是时间成本还是费用成本,哪项都低不了。产权保护。长久以来,产权保护不到位成了企业家的心病。另外,还有许多看不见的成本。相比看得见的成本,这看不见的成本更让企业心惊肉跳。
中国的企业、资本出海,优化配置全球资源,本是好事,政府还长期提倡过中国企业“走出去”。为何如今,却变得五味杂陈起来?一方面,国内民间投资增速大幅下滑,投资主要靠“国家队”撑着;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增速则频频跃升,国内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正面临“空心化”的危险。
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各级政府为企业减负了那么久,税负还居高不下?是原有基数过高,目前减的力度有限?还是税负虽有下降,其他不明不白的费用闸门又重新打开,变相增加了企业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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