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里 40 来岁的人都去哪儿了？

2016-04-21 18:06 全部

@变革家（Reformer)，专注创业项目拆解，帮股权投资者把好第一关！平台方、领投方、项目方各有动机，经常让股权投资者成为“接盘侠”。@变革家让您更全面考虑问题和尽可能的规避风险！2016年2月1日起，变革家启动“项目分析众包”，和更多专业人士一起为您提供更多元更专业项目投资视角，让您 “不纠结”的决策！优质服务需要您的鼎力支持！包养请点击链接：https://jinshuju.net/f/SUptzA

2014 年冬天，40 岁出头的张迅决定离开五星体育频道。他在那里待了十多年，有些疲惫。

五星体育隶属于上海文广新闻。张迅从大学毕业进入这家国有企业，打算做到退休。但那一年，张迅开始怀疑自己被年轻时的规划困住了。如果继续在电视台待下去，自己很可能会输给互联网公司的年轻人一大截，陷入电视台如今的局面——“生存压力激增”，进退维谷。

鲁力立今年 40 岁了。 37 岁那年，从可口可乐、摩托罗拉、诺基亚到戴尔，鲁力立已经换了 4 份外企的工作。他危机感挺重，每两年就会去看看外界的机会，但作为职业经理人，还是碰到了职场的天花板。鲁力立意识到，出于经验，自己的执行力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但罕有做决策的机会。

就在张迅和鲁力立离开公司前后，80 后、90 后的年轻员工们发现，四十岁的中年人正成群出走。除了几个少数的高层管理者，他们已经很少会在公司里见到 60 后、70 后前辈们的身影了。

而当人力资源公司 REForce CEO、有十多年猎头经验的董蕾找到这些中年人时，他们看起来“很迷茫，很焦虑，（不知道该）到底去哪儿……负担没有减轻，上有老下有小，正是那个时候”。

加拿大精神分析学家 Elliott Jacques 曾对这时期的状态有过一个笼统的解释，并冠上了一个有些严重的术语“中年危机”。Elliott Jacques 认为，为了证明自我的存在价值，这群人时常会有怪异超常的行为。婚外情就是其中一种，其余具有象征意义的做法还包括，买跑车、植发、寻找年轻的女友。

改变职场身份也是一种方式。董蕾还发现，那些性格乐观大胆的中年人从大公司离职后通常选择了创业，而悲观的中年人会在那个时期选择为一家新公司（很可能是一家更小的公司）卖命。

无论如何，他们都无法继续原来的职业轨迹了。

不能幸免

一旦“公司人”成为对个人身份的重要界定，年龄带来的阶段性焦虑会因为多了职位、薪水和晚辈的参照而变得格外显著。

《美国丽人》是一部讲述中年危机的经典电影，它浓缩了危机的成因。凯文·史派西所扮演的 Lester 42 岁了，在看上去更能干的房产中介妻子和青春期女儿面前，他觉得自己是个 loser。再加上 Lester 在杂志社里干了 14 年，可新上司却是才来 1 个月的 Brad。Brad 来找他谈话，看起来是要把他炒了。

事情并不总是以戏剧化的方式发生，背后的成因却也类似。

张迅离开五星体育的小半年后，和他共事了 15 年的同事娄一晨也宣布离职。这位 46 岁足球解说员离职的消息成了沪上足球界的一件大事。“我在一个球队效力 23 年了，再不转会，就要退役了。”娄一晨向朋友打了个运动员的比方。

事实上娄一晨依旧挺出名，可还是担心自己会出于不可抗拒的年龄原因被挤下去。

一些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年纪较轻时就换工作的人，不太容易在中年时遭受危机。但另一份调查数据则显示，34 岁至 42 岁的职业经理人有 80% 都不能幸免。

如果碰巧像鲁力立这样经历了公司和行业的衰落，情况就更糟了。

诺基亚的溃败是鲁力立职业生涯中最印象深刻的事。2014 年，当刚刚被微软放弃的诺基亚品牌宣布要重回智能手机市场时，它在 Interbrand 榜单上的品牌价值差不多只有 2009 年的 1/10 ，而过去，这家芬兰公司曾长达十四年地占据着手机市场份额第一的位置。

鲁力立最后一次担任职业经理人的地方仍然是一家大公司——戴尔。在这里他创办了一个针对高校学生的实践性项目“课代表”。每年，这个项目可以为戴尔带来超过一亿元的销售额。而对于鲁力立来说，接触校园也是件新鲜事。

事情依旧每况愈下。根据 Gartner 的数据，2016 年第一季度，全球 PC 出货量跌到了 2007 年以来的最低点。戴尔是全球第三大 PC 厂商，而 PC 业务越来越不被看好。

昔日的活力不再，也像经历了一次不那么愉快的“去魅”，年轻时候构筑起对世界的认知遭到了严重打击，鲁力立说，他“不再迷恋大公司”了。

鲁力立下决心去修读香港中文大学的 EMBA 课程是在 2013 年，那时他几乎可以确定一件事：一个错误的决策就可以让大公司飞快地溃败。“如果一个职业经理人继续呆着，本质上是在浪费生命。”

他必须做出改变。

三十出头

职业经理人很难对“浪费生命”这件事喊停，尽管他们可能早在三十出头就意识到哪里出了问题，但在职场，职业化程度加大了行为的惯性。即便已经不能派上最佳用场，换工作差不多也像是个“轮回”。

在中国职业经理人的“黄埔军校”宝洁开始职业生涯的谢鹏说，“在外企里学习，再运用这些你学到的东西，也就在外企的圈子里面转。”

从宝洁离职后，谢鹏的职场晋升之路起初不容许被打断。他拒掉了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 offer，加入了清洁用品制造商美国庄臣，随后又跳槽到了金考公司，这是联邦快递在 2003 年收购的美国最大文印装订业公司，那一年谢鹏 32 岁。

回头整理过往的履历，谢鹏意识到：一旦宝洁在你的人生规划里，你就进入了职业经理人这个轨道。

从北大国际关系本科毕业之后，谢鹏被选进了日本笹川良一和平财团创办的国际培训班。1998 年，他通过了宝洁的 5 轮面试，摆在面前的薪酬是 1 万块，这差不多是政府机关工资的 12 倍。

谢鹏 43 岁了，还记得宝洁公司在入职前派专人定期请他在当时北京最好的餐厅吃饭，以免他改变主意。入职后的第一个月，谢鹏和其他的新员工被安排到了广州最好的酒店花园酒店培训。他多少有些受宠若惊，但年轻时候的寒碜并不怕人笑话，他开玩笑说，“我们其实是在五星级酒店地库里推着自行车”。

在谢鹏身上，中年危机以一种温和的方式出现。

谢鹏决定离开宝洁那会儿，宝洁中国还在不断并购，丰富产品线。跨国公司的地位还没来得及像美国招聘企业万宝盛华在 2010 年所说的那样，丧失其作为中国最佳雇主的地位。

被称为职业经理人“黄埔军校”的宝洁校友会

但“外企有一个问题，老外管的事情太多，总部也管的多。即使是做到 B5 级（最高 B6 级），也基本是一个执行工作，权限很小。”谢鹏说。

三十多岁的谢鹏想要一个“自己说了算”的地方。因为有了更多的选择和信息，他鼓了鼓勇气，不打算满足现状了。

考虑了方方面面

普林斯顿大学的汉内斯·施万特博士在 2013 年发表的 “Unmet Expectations” 研究报告中指出，相比于中年人，年轻人乐观、甚至过度乐观，再老一点的人心态平和，而中年人更多的是遗憾。他们有事业、有家庭，但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还能要的更多，或者犹豫于是否要安于现状。

张迅从五星体育离职前，父母希望他再做考虑，他们相信国有企业依然是最好的事业选择，在这个年纪改变实在不算明智。但张迅的朋友们觉得，他“是时候迈出一步了”。

张迅在众多的选项里选择了和五星体育颇为相近的 PPTV 体育。当时，苏宁刚刚宣布了 50 亿元投资 PPTV 购买版权，多少证明这是个稳妥的好去处。更何况，在张迅之前，五星体育解说员周亮和编辑董砾都曾在传统媒体的兴盛期到了 PPTV 体育。

“他们当时下这个决心是比现在要困难很多的。”张迅说，相比起来，他的决定非常谨慎。

除非经济状况很好，很少有人会在这个年纪为了梦想，或者改变世界之类的口号而活。董蕾从十多年的观察中得出了这一点。

邓豪前后在华为待了 16 年。

25 岁，邓豪从航天部下属的飞亚达手表公司离职，成为华为的大约第 12400 号的员工。这是一份让生活看起来更有盼头的工作，工资翻了四番，可以至少提前 5 年买房。

在随后的这些年里，华为的员工增加了 15 倍，至 15 万人。邓豪 42 岁那年，成了这十五万分之一。他换过很多岗位，但始终围绕着一个边缘的产品线——向非运营商销售路由器、交换机等设备。在华为的第 6 年，他和另外的 1000 号人划归到了华为和美国 3COM 合资成立的杭州华三通信。

2015 年，重回华为南京研究所的第二年，邓豪选择离职。这差不多是他读完一篇《要快乐地度过充满困难的一生》的演讲稿之后决定的。华为的一位党政官员发表了这篇演讲，起因是 2014 年华为屡次出现员工自杀、自残，患上忧郁症或焦虑症。

和最初的一次职业变动一样，邓豪自称综合考虑了方方面面，确定时候到了。

“到我这个年纪，已经靠着经验了，”他说，“身体已经是不太跟得上了，工作上的机会已经不太多了。”除去经验，后两者都已不是年轻人的对手。

即便是多年累积的资源也不一定派得上用场——他没法儿像早年离职的同事那样代理华三和华为的设备，网络通讯市场的竞争已经变得越来越焦灼和透明，利润空间越来越低。

神经性皮炎

邓豪跨过了这些障碍，开始着手做一个全新的儿童文化项目 Dreamook 时，他脖子上的神经性皮炎又犯了。二十多岁初入华为时，邓豪犯过同样的毛病。

这块皮炎让 43 岁的邓豪看起来也像是重获青春。

中年人无不希望如此，他们一概回忆起二十多岁春风得意的样子。鲁力立说，自己是外企培养出的第一波职业经理人。他的直属上司是最早的一批加拿大海归。他是在英文报纸 China Daily 上读到可口可乐招聘启事的。

但转眼，他们就步入了维克多·雨果称之为的“青春时代的老年”：在巴黎，40 岁是年轻的服务生开始称呼你为“夫人”、但不再向你眨眼以示玩笑的年纪。在美国，中年人的自杀率升高，而一份基于欧洲人口的研究显示，中年人服用抗抑郁药的比例在升高。

主流的年轻人对这群尾巴上的人没有想象中那么宽容，这加剧了他们罹患“中年危机”的可能性。即便在结果导向的职场之外，年轻人主导的大众媒体也过度渲染了婚外情在中年危机中的普遍性。在年轻人最活跃的社交媒体，他们炮制的热词就像区分年龄段的壁垒。

他们还讽刺晒娃，残忍的的是……从去年开始，那些刚踏入中年的夫妻们大概都已权衡了无数次一个叫人苦恼的问题：到底要不要二胎？

董蕾认为，职业社交可以帮助他们度过危机。这是因为，在职业社交中，中年人可以暂时摆脱“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平稳场景，获取新的职场信息和机会——何况，社交本来就是一件”年轻人的事儿“。等到他们下定决心离开工作了十多年的大公司，事情可能会真正好转。

鲁力立过去在国贸写字楼里办公，现在，他把公司开在了 You+青年创业社区，团队除了 2-3 人全是 95 后。这些听命于他的年轻人熟悉移动互联网但经验少得可怜，和鲁力立年轻时明确的职业选择截然不同，他们几乎不带偏见地进入一家才刚刚起步的创业公司，迎头碰上的就是一位亲历过诺基亚溃败、苹果崛起的中年老板。